目的  分析不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合并多支血管病变(MVD)患者的病变特点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连续入选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诊断为STEMI并成功完成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合并MVD患者1 033例。选取其中入院后24 h内采集空腹LDL-C并完成12个月随访的患者1 013例，根据LDL-C水平分成高LDL-C组（≥3.0 mmol/L），中等LDL-C组（1.8～＜3.0 mmol/L），低LDL-C组（＜1.8 mmol/L）。比较3组患者基线资料、冠状动脉病变和介入治疗情况及预后情况。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不同LDL-C水平与患者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和全因死亡的关系。结果 本研究中高LDL-C组488例，占48.2%，中等LDL-C组461例，占45.5%，低LDL-C组64例，占6.3%。低LDL-C组罪犯血管为左前降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余2组，而高LDL-C组罪犯血管为右冠状动脉的比例较高（均P＜0.05）。多元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中等LDL-C组作为参考，低LDL-C组MACCE发生风险（风险比=2.123, 95%置信区间：1.007～4.472,P=0.048）及全因死亡风险（风险比=5.307,95%置信区间：1.215～23.181,P=0.026）均较高，而高LDL-C组未显示类似差异（均P＞0.05）。结论 STEMI合并MVD患者中LDL-C≥3.0 mmol/L占比较高，相较于中等LDL-C组，并不增加长期心血管不良事件。而LDL-C＜1.8 mmol/L患者预后较差，相较于LDL-C较高的人群，这类患者从常规降脂等规范化治疗中获益较小，除了严格地降脂之外，应该更严格地控制包括残余心血管风险在内的各种危险因素。

【摘要】目的    探讨血管内超声（IVUS）指导介入治疗对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冠状动脉分叉及开口病变的效果及对远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CAG）明确诊断为冠状动脉分叉及开口病变的患者106例，均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将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IVUS组（52例）及CAG组（54例）。IVUS组患者于PCI术前、术后行IVUS评估，指导手术方式及支架选择，CAG组仅根据CAG结果选择手术方式及支架。比较2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特征、介入治疗情况（置入支架个数、长度、直径），并记录术后12个月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心源性死亡、靶血管血运重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发生情况。结果    2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部位、病变血管支数、置入支架个数、置入支架长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VUS组置入支架直径大于CAG组［（3.14±0.42）mm比（2.87±0.29）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VUS组患者术后12个月发生MACE 1例（1.9%，为靶血管血运重建）；CAG组发生MACE 3例（5.6%，靶血管血运重建2例，非致死性心肌梗死1例）。结论    在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IVUS指导PCI治疗冠状动脉分叉及开口病变，有助于优化支架置入，改善PCI远期预后。

【摘要】目的    探讨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合并肺癌与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基线特征和远期预后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选择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PCI治疗的ACS合并恶性肿瘤成年患者233例，根据合并恶性肿瘤类型分为ACS合并肺癌组（42例）和ACS合并其他肿瘤组（191例）。收集2组患者人口学资料、相关既往史资料、心血管危险因素和恶性肿瘤相关病史资料、PCI相关资料、随访远期预后终点事件等资料。结果    ACS合并肺癌组患者男性比例以及既往放疗史和化疗史比例均高于ACS合并其他肿瘤组［83.3%(35/42)比60.2%（115/191），31.0%(13/42)比12.0%（23/191），40.1%(17/42)比23.0%（44/19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既往病史、辅助检查和药物治疗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CS合并肺癌组冠状动脉特殊病变中钙化病变比例高于ACS合并其他肿瘤组［26.2%(11/42)比13.1%（25/1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ACS类型、病变血管数目、药物洗脱支架置入率、支架置入数目和其他冠状动脉特殊病变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平均（2.4±0.9）年的随访中，233例患者中有32例（13.7%）失访。ACS合并肺癌组患者心血管病死率高于ACS合并其他肿瘤组［8.1%(3/37)比1.2%（2/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全因死亡、肿瘤死亡、心源性休克、心血管原因再入院等远期随访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肺癌在ACS接受PCI治疗的患者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患病率，与合并其他肿瘤相比，远期心血管病死率较高。

目的  探讨外周血基线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对老年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长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连续纳入2008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明确诊断冠心病的老年（年龄≥60岁）患者3 024例并对其进行定期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最长随访时间达10年，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心源性死亡(CM)、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获得预测长期全因死亡的基线RDW最佳截断值为13.5%，根据RDW最佳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低RDW组（＜13.5%，1 915例）和高RDW组（≥13.5%，1 109例）。比较2组患者基线资料和终点事件发生率。调整混杂因素后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RDW与患者长期不良预后的关系。结果 2组患者年龄、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比例、血尿素氮、血肌酐、血尿酸、脂蛋白a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高RDW组随访期间全因死亡、CM、MACCE、MACE发生率均高于低RDW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DW≥13.5%显著增加老年冠心病患者全因死亡（风险比=1.592，95%置信区间：1.160～2.185，P=0.004）、CM（风险比=1.759，95%置信区间：1.217～2.542，P=0.003）、 MACE（风险比=1.351，95%置信区间：1.078～1.692，P=0.009)的发生风险，而不增加MACCE的发生风险（风险比=1.229，95%置信区间：0.994～1.521，P=0.057）。结论 在老年冠心病患者中，基线RDW水平升高可作为长期全因死亡、CM、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  探讨预后营养指数（PNI）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术后院内死亡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8年12月至2022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广安医院心胸外科收治的206例ATAAD患者，统计ATAAD患者住院30 d内全因死亡情况，并据此分为死亡组（32例）和存活组（174例）。术前评估PNI，收集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TAAD患者住院30 d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PNI预测ATAAD患者住院30 d内全因死亡的价值。结果  死亡组血清白蛋白、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以及PNI均低于存活组［（26.6±2.3）g/L比（32.0±5.2）g/L、（1.25±0.26）×109/L比（2.23±0.65）×109/L、（33±4）比（43±5）］（均P＜0.05）。合并急性肾损伤、体外循环时间过长是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PNI是保护因素（均P＜0.05）。PNI预测ATAAD患者住院30 d内全因死亡的临界值为35.92，曲线下面积为0.871（95%置信区间：0.817～0.913），敏感度为84.37%，特异度为88.51%。结论  术前PNI降低与ATAAD患者住院30 d内全因死亡有关。PNI可预测ATAAD患者术后短期死亡风险。

目的 探讨原发性轻链型心肌淀粉样变性（AL-CA）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8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56例原发性AL-CA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和心脏磁共振成像（CMR）晚期钆增强（LGE）检查相关参数。通过门诊随访或电话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1日。比较不同预后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CMR LGE检查相关参数，分析影响原发性AL-CA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评价筛查出的危险因素对AL-CA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结果 56例患者中死亡24例（死亡组），存活32例（存活组）。死亡组中位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高于存活组［90.0(78.4，108.8)g/m2 比71.4(52.4，98.1)g/m2］（P＜0.05）；2组性别、年龄、室间隔最大厚度、左心室壁最大厚度、左心房前后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室射血分数、每搏输出量指数（SVI）、心脏指数，瓣膜反流、心包积液、胸腔积液和LGE强化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分析结果显示，SVI＜29 ml/m2、女性LVMI＞98.5 g/m2和男性LVMI＞103.0 g/m2为影响AL-CA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风险比=3.07、3.56,95%置信区间：1.22~7.72、1.34~9.43,P=0.017、0.011）。低SVI（＜29 ml/m2）组患者的生存率低于高SVI（≥29 ml/m2）组（P=0.001），高LVMI（女性＞98.5 g/m2和男性＞103.0 g/m2）组的生存率低于低LVMI（女性≤98.5 g/m2和男性≤103.0 g/m2）组（P=0.018）。结论  SVI下降和LVMI升高均为原发性AL-CA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校正后Tp-Te间期（Tp-Tec）、校正后QT间期（QTc）、Tp-Te/QT比值在早期评估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溶栓治疗后恶性心律失常及不良预后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2016年7月至2019年11月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03例接受阿替普酶溶栓治疗的急性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溶栓后24 h内是否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分为恶性心律失常组（30例）和对照组（73例），并根据患者溶栓后30 d内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9例）和存活组（94例）。根据患者发病3 h内第1份心电图资料，比较恶性心律失常组和对照组Tp-Tec、QTc、Tp-Te/QT比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p-Tec、QTc、Tp-Te/QT比值对患者溶栓治疗后恶性心律失常及不良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恶性心律失常组Tp-Tec、QTc、Tp-Te/QT比值均高于对照组［（128±8）ms比（123±8）ms、（438±13）ms比（430±14）ms、（0.31±0.05）比（0.23±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Tp-Tec、QTc、Tp-Te/QT比值均高于存活组［（131±9）ms比（122±9）ms、（452±11）ms比（434±11）ms、（0.27±0.06）比（0.22±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p-Te/QT比值预测急性STEMI患者溶栓后恶性心律失常的曲线下面积高于Tp-Tec和QTc（0.884比0.605、0.773）。Tp-Tec的截点值为124.22 ms，QTc的截点值为440.60 ms，Tp-Te/QT比值的截点值为0.29。Tp-Te/QT比值的预测敏感度为80.00%，特异度为89.04%。结论 Tp-Tec、QTc、Tp-Te/QT比值均有助于早期预测急性STEMI患者溶栓后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其中以Tp-Te/QT比值预测价值最高。三者均与不良预后存在一定关联，有助于临床医师早期评估患者预后，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目的  研究血管细胞黏附因子1(VCAM1)、三叶因子3（TFF3）水平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化疗效果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2月至2021年2月江苏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12例接受铂类化疗初治的晚期NSCLC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70例受试者为对照组。检测受试者血清VCAM1、TFF3水平。根据化疗结束后的效果，将观察组患者分为化疗有效组和化疗无效组。随访1年，比较不同血清VCAM1、TFF3表达水平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结果  观察组血清VCAM1、TFF3水平均高于对照组［（227±24）μg/L比（79±13）μg/L、（1.59±0.37）μg/L比（0.47±0.14）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晚期NSCLC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与肿瘤分化程度及TNM分期有关（均P<0.05）。化疗无效组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均高于化疗有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VCAM1高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为26.9%（14/52），VCAM1低表达组为55.0%（33/6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12.181，P＜0.001）。TFF3高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为27.8%（15/54），TFF3低表达组为55.2%（32/58），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14.146，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低分化程度、TNM分期Ⅳ期、VCAM1高表达、TFF3高表达是晚期NSCLC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01）。结论  晚期NSCLC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升高，二者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化疗效果有关。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就诊的96例ARD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46例）和死亡组（50例）。比较2组患者RDW、IL-6及一般临床资料的差异，探讨ARDS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RDW、IL-6对ARDS患者死亡的诊断效能。结果死亡组患者的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而氧合指数明显低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RDW、IL-6明显高于存活组［（17±4）%比（13±3）%、（215±38）ng/L比（80±22）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比值比=1.876）、RDW（比值比=2.133）、IL-6（比值比=1.978）及APACHE Ⅱ评分（比值比=1.655）均是ARDS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均P<0.05）。RDW、IL-6诊断ARDS患者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6、0.877，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4.32%、178.47 ng/L，二者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951，高于任一单项指标（均P<0.001）。结论 RDW、IL-6对ARDS患者预后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二者联合检测有助于早期评估患者病情以改善预后。

目的  探讨应用抗甲状腺药物（ATD）治疗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建立Graves病预后相关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2年10月至2019年10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初诊为Graves病的患者191例，根据治疗周期及复发情况将患者分为缓解组（109例）和未缓解组（82例）。比较2组患者年龄、性别、家族史、甲状腺肿大程度及相关实验室指标。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Graves病患者预后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预测模型效能进行评价。结果 未缓解组年龄小于缓解组［（35.6±1.4）岁比（40.2±1.3）岁］，初诊时、治疗6个月时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自身抗体(TRAb)水平均高于缓解组［10.73（6.59，21.29）IU/L比8.85（4.59,16.92）IU/L、6.98（2.56,12.86）IU/L比2.45（1.05,5.01）IU/L］，TRAb下降率低于缓解组［0.45（0.20,0.69）比0.65（0.49,0.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初诊时TRAb、治疗6个月时TRAb、TRAb下降率为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为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以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构建Graves病患者预测模型，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用于预测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49（95%置信区间：0.681~0.808)，截断值为0.42，约登指数为0.411，敏感度为0.659，特异度为0.752。预测模型的AUC及敏感度均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结论 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是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由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构建的预测模型对患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