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究青海地区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胱抑素C及尿酸水平与骨密度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3年1—12月在青海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T2DM患者141例。根据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骨量正常组（56例）、骨量减少组（53例）和骨质疏松组（32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测定血清胱抑素C、尿酸等生化指标及骨密度数据，分析相关指标与骨密度的相关性。结果 3组性别分布、年龄及25-羟维生素D、胱抑素C、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胱抑素C是T2DM患者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而男性、25-羟维生素D是其保护因素（比值比=0.434、0.922、1.100、3.555，均P<0.05）。结论 高水平血清胱抑素C、女性、高龄、低水平25-羟维生素D可能是青海地区T2DM患者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血尿酸水平与T2DM患者骨密度变化无显著相关性。

【摘要】目的 探讨主动脉瓣狭窄（AS）合并肺动脉高压（PAH）患者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后肺动脉高压（PAH）改善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接受TAVI术且合并PAH的AS患者168例，根据术后1个月肺动脉压力情况分为PAH改善组和PAH未改善组。比较2组术前一般资料及超声心动图参数，分析术后PAH改善的影响因素。结果 168例患者中有123例患者（73.2%）术后PAH改善(PAH改善组)，45例患者（26.8%）术后PAH未改善（PAH未改善组）。2组患者合并心房颤动比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合并中或重度三尖瓣反流（TR）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比值比=0.444，95%置信区间：0.201～0.981，P=0.045）、LAD（比值比=1.086，95%置信区间：1.008～1.169，P=0.029）、合并中或重度TR（比值比=0.428，95%置信区间：0.189～0.967，P=0.041）均是TAVI术后PAH改善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TAVI可以有效改善AS合并PAH患者的PAH程度，术前合并心房颤动、术前LAD及合并中或重度TR是术后PAH改善的影响因素。

【摘要】目的 评价主动脉弓部手术体外循环期间不同脑灌注方法对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2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主动脉弓部手术的24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的脑灌注方法分为双侧脑灌注组和单侧脑灌注组。比较2组患者手术情况、术后30 d住院死亡率和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浅低温停循环联合双侧顺行脑灌注患者119例（双侧脑灌注组），中低温停循环联合单侧顺行脑灌注患者122例（单侧脑灌注组）。单侧脑灌注组患者的体外循环时间长于双侧脑灌注组［187（155,207）min比176（143,198）min］，脑灌注流量、术中最低温度、围手术期血浆使用量均低于双侧脑灌注组［6（5，7）ml/（kg·min）比8（7，10）ml/（kg·min）、25（24，25）℃比28（27，30）℃、0（0，400）ml比0（0，400）ml］(均P＜0.05)。2组患者术后30 d住院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8）。2组患者永久性神经系统并发症和暂时性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951、0.843）。结论 主动脉弓部手术时，单侧脑灌注和双侧脑灌注对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无影响，但是双侧脑灌注患者可以耐受更高的温度并且减少体外循环时间。

【摘要】目的 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对老年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纳入2019年10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医院诊治的老年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95例。按照是否应用PD-1抑制剂分为PD-1抑制剂组（30例）和对照组（65例）。2组患者均给予紫杉醇+顺铂方案化疗，此外PD-1抑制剂组还给予PD-1抑制剂。紫杉醇+顺铂方案化疗和PD-1抑制剂均为每3周1个治疗周期。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者患者不能耐受或者患者死亡。随访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比较2组的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和客观缓解率等，应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方法评估影响总生存期的重要因素。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PD-1抑制剂组患者的年龄相对较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死亡65例，PD-1抑制剂组和对照组分别有16例（53.3%）和49例（75.4%）。PD-1抑制剂组的总生存期［15.1（12.4,18.9）个月比11.3（9.2,15.7）个月，P=0.002］、无进展生存期［6.6（5.0,7.4）个月比5.0（3.8,6.6）个月，P=0.004］长于对照组，客观缓解率高于对照组［56.7%（17/30）比40.0%（26/65）， χ2=4.196，P=0.041］。PD-1抑制剂组和对照组患者≥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7%（17/30）比50.8%（33/65）， χ2=0.793，P=0.26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重指数、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入组时为远处转移病变、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联合阳性评分≥1分和PD-1抑制剂治疗是影响总生存期的重要因素（风险比=0.893、0.779、1.730、0.693、0.772，均P<0.05）。结论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对老年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摘要】目的 探讨外周血炎症标志物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就诊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431例肝细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肝细胞癌组），153例肝血管瘤患者作为对照组。计算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淋巴细胞与C反应蛋白比值（LCR）、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白蛋白与总胆红素比值（ABR）、纤维蛋白原与白蛋白比值（FAR）、纤维蛋白原与前白蛋白比值（FPR）；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区分肝细胞癌与肝血管瘤的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以上指标对鉴别肝细胞癌和肝血管瘤的辅助诊断价值。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性、年龄、NLR、CAR、FPR是肝血管瘤发展为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比值比=11.710、1.110、1.998、1.035、7.989，均P<0.05）；ABR、PLR、LMR、FAR是肝血管瘤发展为肝细胞癌的保护因素（比值比=0.686、0.978、0.670、0.798，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在单项指标中，LMR、CAR、ABR、FPR对鉴别诊断肝细胞癌和肝血管瘤表现出较好的诊断效力［曲线下面积（AUC）>0.7］，其中保护因素LMR的诊断效能最高，其AUC为0.761；联合检测NLR、PLR、LMR、LCR、CAR、ABR、FAR、FPR指标，其AUC为0.946，具有最高的诊断效能。结论 NLR、PLR、LMR、LCR、CAR、ABR、FAR、FPR对肝细胞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其中NLR、CAR、FPR是肝细胞癌的危险因素，ABR、PLR、LMR、FAR是肝细胞癌的保护因素，以上指标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对肝细胞癌的诊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