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肝素辅因子-Ⅱ（HC-Ⅱ）、二肽基肽酶4（DPP4）水平与药物涂层球囊（DCB）扩张术后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3月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行DCB扩张术的ISR患者158例，收集临床资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HC-Ⅱ、DPP4水平。以ISR患者DCB扩张术后ISR为因变量，建立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其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清HC-Ⅱ、DPP4水平对ISR患者DCB扩张术后ISR的预测价值。结果  随访1年，158例ISR患者有54例（34.2%）DCB扩张术后发生ISR纳入ISR组，非ISR组104例。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ISR患者DCB扩张术后ISR的独立危险因素为DCB扩张术前管腔狭窄率增加、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升高、DPP4升高，独立保护因素为HC-Ⅱ升高（均P＜0.05）。ROC曲线显示，血清HC-Ⅱ、DPP4水平联合预测ISR患者DCB扩张术后ISR的曲线下面积为0.873，大于血清HC-Ⅱ、DPP4水平单独预测的0.789、0.788（均P＜0.05）。结论  血清HC-Ⅱ水平降低和DPP4水平升高与DCB扩张术后ISR密切相关，血清HC-Ⅱ、DPP4水平联合预测ISR患者DCB扩张术后冠状动脉ISR的价值较高。

目的  探讨应用抗甲状腺药物（ATD）治疗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建立Graves病预后相关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2年10月至2019年10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初诊为Graves病的患者191例，根据治疗周期及复发情况将患者分为缓解组（109例）和未缓解组（82例）。比较2组患者年龄、性别、家族史、甲状腺肿大程度及相关实验室指标。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Graves病患者预后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预测模型效能进行评价。结果 未缓解组年龄小于缓解组［（35.6±1.4）岁比（40.2±1.3）岁］，初诊时、治疗6个月时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自身抗体(TRAb)水平均高于缓解组［10.73（6.59，21.29）IU/L比8.85（4.59,16.92）IU/L、6.98（2.56,12.86）IU/L比2.45（1.05,5.01）IU/L］，TRAb下降率低于缓解组［0.45（0.20,0.69）比0.65（0.49,0.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初诊时TRAb、治疗6个月时TRAb、TRAb下降率为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为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以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构建Graves病患者预测模型，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用于预测ATD治疗Graves病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49（95%置信区间：0.681~0.808)，截断值为0.42，约登指数为0.411，敏感度为0.659，特异度为0.752。预测模型的AUC及敏感度均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结论 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是影响ATD治疗Graves病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由年龄、初诊时TRAb、TRAb下降率构建的预测模型对患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两个最重要的疾病，肿瘤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更是临床中的一大难题。目前临床上许多肿瘤治疗方案具有潜在心脏毒性，随着诊疗技术不断发展，肿瘤患者生存期逐渐延长，肿瘤患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肿瘤相关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肿瘤患者非肿瘤直接死亡的重要原因。然而既往医学文献及临床实践多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独立治疗，并未将二者有效联系起来。本综述旨在通过总结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及预测指标，提示临床在肿瘤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给予重视，积极防治心脏毒性，以改善患者预后，提高其生存质量。

目的 探讨血红素加氧酶1（HO-1）联合Essen卒中风险评分（ESRS）对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的预测效能。方法 选取2022年2月至2024年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榆林医院收治的163例孤立性眩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其脑梗死发生情况分为发生组（47例）和未发生组（116例）。对比2组基线资料，比较2组HO-1水平和ESRS，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HO-1联合ESRS对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的预测效能。结果 发生组高血压病比例、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发生组HO-1水平显著低于未发生组［（102±20）μg/L比（240±35）μg/L］，ESRS显著高于未发生组［（5.5±2.1）分比（3.1±1.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病、IL-6水平升高、ESRS升高均为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HO-1降低为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风险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01）。HO-1、ESRS联合检测预测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9.36%、87.07%，二者联合的曲线下面积显著大于单一检测（均P＜0.05）。结论 孤立性眩晕并发脑梗死患者HO-1水平显著降低，ESRS显著升高，HO-1联合ESRS对孤立性眩晕患者并发脑梗死具有较高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血浆Elabela水平对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80例作为冠心病组，所有冠心病患者均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分为重度狭窄组（45例）以及轻度狭窄组（35例）。另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40例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浆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和Elabela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浆Elabela水平对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预测价值。结果 冠心病组的LVEDD、NT-proBNP、Elabel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53.2±1.2）mm比（50.4±1.3）mm、（1 036±337）ng/L比（129±30）ng/L、（4.3±2.1）μg/L比（2.1±1.0）μg/L］，LVEF水平低于对照组［（50±9）%比（62±5）%］（均P＜0.05）。重度狭窄组的LVEDD、NT-proBNP、Elabela水平均高于轻度狭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冠心病患者血浆Elabela对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预测价值较高，曲线下面积为0.931（95%置信区间：0.874～0.988），敏感度、特异度和约登指数分别为0.867、0.762和0.629。结论 Elabela在冠心病患者血浆中的表达水平异常升高，且其表达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血浆Elabela对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预测价值较高。

目的 探讨血γ干扰素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EOS%）对重症哮喘患儿治疗后1年内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到湖南省儿童医院进行诊治的120例哮喘患儿，根据患儿病情分为重症哮喘组（45例）和轻症哮喘组（75例）。选择同期到本院进行体检的100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检测3组儿童血γ干扰素和EOS%，并且对气道功能进行检查。哮喘患儿均采用多索茶碱静脉滴注和布地奈德吸入治疗。重症哮喘患儿治疗好转后出院并进行1年随访，依据随访情况将患儿分为再发亚组和控制亚组。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重症哮喘患儿随访1年内复发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重症哮喘患儿血清γ干扰素和外周血EOS%与气道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γ干扰素和外周血EOS%对重症哮喘患儿随访1年内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 轻症和重症哮喘组血清γ干扰素水平低于对照组，外周血EOS%高于对照组，重症哮喘组血清γ干扰素水平低于轻症哮喘组，外周血EOS%高于轻症哮喘组（均P＜0.05）。重症哮喘组用力呼气25%时瞬间流速（FEF25%）、用力呼气50%时瞬间流速（FEF50%）、用力肺活量（FVC）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VC比值均低于轻症哮喘组和对照组（均P＜0.05）。45例重症哮喘患儿中，有19例随访1年内出现复发（再发亚组），26例未复发（控制亚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γ干扰素水平（比值比=8.793，95%置信区间：3.198～24.176，P＜0.001）和外周血EOS%（比值比=7.591，95%置信区间：3.590～16.050，P＜0.001）是重症哮喘患儿随访1年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重症哮喘患儿血清γ干扰素水平与FEF25%、FEF50%、FVC和FEV1/FVC比值均呈正相关,外周血EOS%与FEF25%、FEF50%、FVC和FEV1/FVC比值均呈负相关（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γ干扰素水平和外周血EOS%预测重症哮喘患儿随访1年内复发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3和0.814，二者联合预测的曲线下面积为0.866，特异度为75.38%，敏感度为86.28%。结论 血γ干扰素水平和EOS%与重症哮喘患儿气道功能存在相关性，二者联合对重症哮喘患儿1年内复发有较好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外科中心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1 067例行CABG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重症监护病房（ICU）意识模糊评估法（CAM-ICU）评估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将患者分为谵妄组和非谵妄组。对比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谵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谵妄风险的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谵妄模型的预测价值。结果  1 067例患者中谵妄组133例，谵妄发生率为12.5%，年龄（62±10）岁，男性97例；非谵妄组934例，年龄（62±9）岁，男性704例。使用SPSS 22.0软件随机抽取747例患者作为试验组，剩余320例患者作为内部验证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中以下学历、术前睡眠障碍、糖尿病史、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5%、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体外循环以及呼吸机使用≥48 h是试验组患者CABG术后发生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经ROC验证显示试验组曲线下面积(AUC)为0.736（95%置信区间：0.682～0.739），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拟合度，P=0.748。经内部验证该评分预警系统AUC为0.754（95%置信区间：0.690～0.819），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同样显示该模型预测准确性较好，P=0.808。结论  谵妄是CABG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低学历、术前睡眠障碍、体外循环及长时间使用呼吸机等都是CABG术后谵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简化肺栓塞严重指数（sPESI）对急性肺血栓栓塞症（APE）合并心房颤动患者院内不良事件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08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收治的APE合并心房颤动住院患者197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最大约登指数确定预测发生院内不良事件的sPESI评分的最佳截断值，按此截断值将患者分为高评分组和低评分组；根据有无发生院内不良事件将患者分为不良事件组和无不良事件组。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院内不良事件的预测因素。结果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sPESI评分的最佳截断值为2分，据此将患者分为高评分组（≥2分，71例）和低评分组（＜2分，126例）。共20例（10.2%）患者发生院内不良事件，据此将患者分为不良事件组（20例）和无不良事件组（177例）。高评分组院内总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低评分组［19.7%（14/71）比4.8%（6/126）］（P=0.001）。不良事件组14 d内手术、14 d内制动、晕厥、心率≥110次/min、右心室功能不全比例、血乳酸、白细胞计数水平、sPESI评分均高于无不良事件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低于无不良事件组（均P＜0.05）。sPESI评分≥2分和14 d内制动是APE合并心房颤动患者院内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  sPESI评分≥2分是APE合并心房颤动患者发生院内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影响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ICU）急性心力衰竭（AHF）患者心源性死亡的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 选择2018年4月至2020年4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CICU收治的132例AH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CICU内是否死亡将患者分为死亡组（23例）和存活组（10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AHF患者CICU内发生心源性死亡的因素；构建XGboost模型并评价其区分度。结果 年龄＞65岁、Killip分级Ⅳ级、心率增加、白细胞计数增多、红细胞计数减少、白蛋白降低、血红蛋白降低、血细胞比容降低、血钠降低、血尿素氮升高、心肌肌钙蛋白I升高、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升高、空腹血糖升高均是影响AHF患者CICU内发生心源性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上述危险因素在XGboost模型中的重要度评分分别为10、13、22、29、15、20、17、25、19、26、32、35、11分；XGboost模型预测AHF患者CICU内发生心源性死亡的区分度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67（95%置信区间：0.792～0.942，P＜0.001），区分度良好。结论 XGboost模型预测AHF患者CICU内发生心源性死亡的区分度较高，可为临床上CICU内AHF患者的治疗、护理、改善预后提供参考。

目的 评估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在预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免疫治疗效果中的作用，以期为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有效的临床预测工具。方法 收集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2022年10月至2025年4月收治的接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抑制剂治疗的52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其中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患者归入控制组（29例），疾病进展患者归入进展组（23例）。比较2组治疗前后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T细胞、CD+3、CD+4、CD+8、CD+19、自然杀伤细胞）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2（IL-2）、IL-4、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的水平，分析其与免疫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前控制组自然杀伤细胞水平显著高于进展组［19.1%（14.6%,24.9%）比8.0%（7.2%,18.2%）］（P=0.041）。治疗后进展组IL-6显著高于治疗前，控制组显著低于治疗前，控制组低于进展组［4.7（3.5,9.5）ng/L比17.3（14.7,47.4）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IL-6与肿瘤进展呈负相关关系（r=-0.489, P=0.003），提示IL-6水平越高，治疗效果越差。结论 自然杀伤细胞和IL-6在预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免疫治疗效果中具有潜在价值。自然杀伤细胞水平的升高与更好的治疗反应相关，而IL-6的升高则可能预示较差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