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母儿Holter监护与传统多普勒胎心监护在计划阴道分娩孕妇临产后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产科住院计划阴道分娩孕妇120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观察组孕妇临产后使用母儿Holter监护仪，对照组使用传统多普勒胎心监护。比较2组阴道分娩者分娩时限和胎心监护活跃期1 h内胎心率曲线累计中断次数、宫缩曲线累计中断次数、异常图形频次以及妊娠结局。结果 观察组中转剖宫产率、产后出血率和新生儿窒息率以及阴道分娩者的分娩时限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胎心监护活跃期1 h内胎心率曲线累计中断次数和宫缩曲线累计中断次数均少于对照组［(12.0±2.2)次比（20.0±2.5）次、(8.0±1.8)次比（21.8±2.0）次］，异常图形多于对照组［(21.0±4.3)次比（18.0±2.9）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母儿Holter监护具有临床采集数据精确、降低临床误判率、减少医护人员工作量和孕妇阴道分娩更加舒适的优势，用于临产后阴道分娩孕妇效果优于传统多普勒胎心监护。

目的 探讨第二产程产时超声特征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CP）孕产妇分娩方式的指导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于陕西省人民医院住院分娩的HDCP孕产妇106例为研究对象，所有孕产妇第二产程均接受产时超声获得胎头进展角（AOP）、胎头-会阴距离（HPD）、胎头-耻骨联合距离（HSD），统计分娩方式和妊娠结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HDCP孕产妇自然分娩的相关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AOP、HPD、HSD对HDCP孕产妇分娩方式的预测价值。比较不同第二产程产时超声特征分娩方式以及不同妊娠结局第二产程产时超声特征的差异。结果 共67例孕产妇自然分娩，15例助产，24例转为剖宫产。助产或剖宫产组AOP小于自然分娩组［（102±9）°比（138±14）°］，HPD、HSD大于自然分娩组［（5.6±1.4）cm比（3.1±0.6）cm、（2.52±0.42）cm比（1.21±0.26）cm］（均P＜0.05）。第二产程时长延长，大HPD、大HSD是HDCP孕产妇助产或剖宫产的危险因素，大AOP是自然分娩的保护因素（均P＜0.05）。AOP、HPD、HSD预测HDCP孕产妇分娩方式的临界值分别为125°、4 cm、1.5 cm，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0.761、0.744，三者联合预测曲线下面积为0.915，大于单独预测（均P＜0.05）。AOP＜125°组，HPD≥4 cm组，HSD≥1.5 cm组自然分娩率分别低于AOP≥125°组，HPD＜4 cm组，HSD＜1.5 cm组（均P＜0.05）。发生不良妊娠结局12例，妊娠结局不良组AOP小于妊娠结局良好组，HPD、HSD大于妊娠结局良好组（均P＜0.05）。结论 第二产程产时超声参数AOP减小，HPD、HSD增大与HDCP孕产妇助产或剖宫产，不良妊娠结局有关，联合AOP、HPD、HSD能有效预测HDCP孕产妇的分娩方式。

目的  探讨染色体检查结合软指标对早孕期结构异常胎儿围生结局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及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产前超声筛查颈项透明层（NT）增厚的386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单胎妊娠，根据胎儿超声软指标异常情况分为孤立性NT增厚和NT增厚合并其他软指标异常或结构异常。分析超声软指标异常结果和染色体核型分布结果。随访胎儿妊娠结局。结果386例早孕超声软指标异常胎儿中孤立性NT增厚300例（77.7%），NT增厚合并其他软指标异常或结构异常86例（22.3%），主要包括合并鼻骨缺如19例（22.1%）、合并颜面部异常14例（16.3%）、合并心脏畸形12例（14.0%）等。386例早孕超声软指标异常胎儿中染色体异常79例（20.5%），以三体异常为主（62例，78.5%），其余为微缺失、微重复、47，XYY、Turner综合征等17例，占染色体异常的21.5%。NT增厚合并其他软指标异常或结构异常胎儿染色体异常率显著高于孤立性NT增厚胎儿染色体异常率［60.5%（52/86）比9.0%（27/3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9例合并染色体异常中65例引产，5例胎死宫内，9例继续妊娠至分娩。结论  染色体检查结合超声软指标可早期发现染色体异常胎儿，提高染色体异常胎儿检出率，预测胎儿不良围生结局，对提高妊娠质量具有较高价值。

目的 分析二尖瓣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后孕妇的临床特征及妊娠结局，为该类人群安全诊疗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49例二尖瓣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后妊娠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回顾性分析孕妇年龄、孕周、瓣膜置换时间、新生儿体重、国际标准化比值、分娩方式以及超声心动图的差异，总结患者的临床资料特点及妊娠结局。结果 49例孕妇年龄（31±4）岁，孕周（26±14）周，妊娠距瓣膜置换时间（8±5）年，血红蛋白（115±10）g/L，谷氨酸转氨酶（13±8）U/L ，血肌酐（45±7）μmol/L，国际标准化比值1.8±0.6，二尖瓣机械瓣膜瓣口面积为（2.4±0.6）cm2，二尖瓣机械瓣膜瓣口流速（197±49）cm/s，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47±5）mm，左心室射血分数（61±6）%。其中发现5例存在瓣膜功能障碍，这中间有3例孕产妇在孕中期（分别为例1孕28周、例2孕30周和例5孕19周）出现机械瓣膜卡瓣，例1孕妇28周胎儿胎死宫内，重新瓣膜置换；例2为保守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孕34周剖宫产，胎儿出生正常；例5在保护胎儿的情况下重新瓣膜置换，孕37周剖宫产，胎儿出生正常。结论 对于接受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术后的孕产妇，应制定合理的抗凝策略。由于妊娠期间生理状况的变化，抗凝方案需要不断调整。在整个妊娠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血压、心率及各项抗凝指标，并定期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同时，应采取多学科联动的综合评估方法，确保妊娠过程中的安全性，为孕产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以保证母婴的安全。

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冠状切面在胎儿先天性心血管畸形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产前超声心动图检出并经产后证实的先天性心血管畸形胎儿70例，包括不同类型先天性血管环51例、主肺动脉间隔缺损7例、单纯性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12例，回顾分析其产前常规超声切面、三血管气管切面及冠状切面对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的超声图像特征，总结冠状切面对提高胎儿不同类型畸形的诊断准确性的价值。结果    ①加用冠状切面后，镜面右位主动脉弓形成的血管环及右位主动脉弓伴迷走左锁骨下动脉之左锁骨下动脉的显示率均明显提高，对右位主动脉弓伴左位动脉导管与双主动脉弓的鉴别性提高，但对双主动脉弓诊断无明显差别；②冠状切面可清晰显示主肺动脉间隔缺损长度及与2组半月瓣间的距离；③冠状切面可显示异位引流的静脉弓走行，并通过叠加彩色多普勒显示是否存在梗阻。结论    超声心动图冠状切面可提供辅助、甚至关键的诊断信息，对提高胎儿先天性心血管畸形诊断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    探讨主肺动脉间隔缺损（APSD）胎儿的产前超声心动图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产前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经产前超声心动图及手术证实的8例APSD的产前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总结超声心动图特征。结果    8例APSD胎儿中，Ⅱ型5例，Ⅲ型3例,合并Berry综合征2例，合并室间隔缺损1例，合并主动脉弓离断2例,合并右位主动脉弓2例，所有病例均不合并其他心外畸形。8例胎儿中，引产１例（Berry综合征），出生的7例中，6例行外科手术治疗，术后均恢复良好，1例Berry综合征患儿出生后第63天因反复肺炎、心力衰竭死亡，该例患儿未行手术治疗。APSD胎儿超声心动图特征为：①主动脉与肺动脉双流出道冠状切面、主肺动脉间隔短轴切面、三血管及三血管气管切面可显示肺动脉与升主动脉之间间隔回声缺失；②肺动脉与主动脉在肺动脉分叉及气管前融合；③升主动脉内径增宽；④除外Berry综合征，多合并动脉导管缺如；⑤彩色多普勒显示肺动脉与主动脉之间双向分流，无动脉导管向主动脉分流。结论    产前超声心动图可对APSD做出准确诊断，本病预后与手术时间及合并的心内畸形相关

目的    探讨心脏超声“3+1”切面（四腔心切面，左、右心室流出道切面+三血管切面）在胎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产前筛查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2007年1月至2015年10月于北京市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治疗和监测网络覆盖单位进行心脏超声“3+1”切面产前筛查的胎儿43 127例，以新生儿期超声结果或引产尸检结果验证产前胎儿心脏病筛查结果，评价心脏超声“3+1”切面对胎儿心脏病筛查的临床价值。结果    在43 127例胎儿中，应用心脏超声“3+1”切面共筛查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413例，其中复杂先天性心脏病252例。出生后复查或尸检共确诊复杂先天性心脏病266例，其中产前误诊6例，漏诊14例。心脏超声“3+1”切面对胎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的敏感度为94.7%，特异度为100.0%。结论    心脏超声“3+1”切面在筛查胎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在胎儿心血管畸形的二级预防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的  探讨超声脐血流参数［脐动脉阻力指数、脐动脉搏动指数及脐静脉心室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与最大心房收缩期回流速度比值（S/a）］联合孕妇血清学指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胎盘生长因子（PLGF）、可溶性Fms样酪氨酸激酶1（sFLT-1）］对胎儿生长受限（FGR）的辅助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诊断为FGR的孕妇68例作为FGR组，选择同期正常妊娠单胎孕妇70例作为对照组。超声检查脐动脉阻力指数、脐动脉搏动指数及脐静脉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VEGF、PLGF、sFLT-1水平并行组间比较，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超声脐血流参数及VEGF、PLGF、sFLT-1对FGR的辅助诊断价值，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FGR的影响因素。结果  FGR组脐带血流异常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GR组脐动脉阻力指数、脐动脉搏动指数及脐静脉S/a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84±0.15）比（0.60±0.07）、（1.21±0.18）比（0.95±0.15）、（2.7±0.5）比（2.0±0.6）］（t=12.100、9.229、7.645，均P＜0.001）。脐动脉阻力指数、脐动脉搏动指数、脐静脉S/a联合血清VEGF、PLGF和sFLT-1辅助诊断FGR的敏感度为89.71%，特异度为94.29%，曲线下面积为0.979，诊断效能显著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Z=4.512、4.184、4.682、4.808、4.740、3.929，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脐带血流异常、sFLT-1是FGR发生的危险因素，VEGF、PLGF是FGR发生的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超声脐血流参数脐动脉阻力指数、脐动脉搏动指数、脐静脉S/a及孕妇血清sFLT-1水平升高，血清VEGF、PLGF水平降低与FGR有关，其联合检测对FGR具有较高辅助诊断价值。

目的 从细胞和分子水平探讨胎儿超声异常的遗传病因学反映。方法 选取2004年6月至2019年7月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以胎儿超声指标异常为指征进行侵入性产前诊断的病例302例，对其染色体及微阵列检查结果  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结果  302例超声指标异常胎儿中，检出染色体核型异常62例，检出率20.5%。不同超声指标异常项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依次为：结构畸形合并软指标异常33.3%（4/12）＞软指标异常27.2%（40/147）＞结构畸形15.8%（9/57）；胎儿颈部淋巴水囊瘤病例染色体异常检出率最高，为58.3%（7/12），其次为颈项透明层增厚，异常核型检出率为38.4%（28/73）。合并3项及以上软指标异常组中，胎儿染色体异常检出率高于单纯1项组［36.4%（4/11）比26.5%（35/1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441，P=0.543）。21-三体、性染色体异常及18-三体是最常见的超声异常胎儿的染色体异常类型。高龄孕妇组染色体异常检出率高于低龄孕妇组（P<0.05）。65例同时进行染色体核型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的胎儿中，核型正常而CMA异常13例，其中6例为致病性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结论  孕早中期超声筛查有助于更早地检出染色体异常胎儿，超声指标异常种类和数量越多及孕妇高龄合并胎儿超声指标异常时，发生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增高；颈项透明层增厚、颈部淋巴水囊瘤等指标对染色体异常有重要提示价值，CMA在分子水平对染色体核型分析提供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