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丙泊酚闭环靶控输注对老年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身麻醉下行择期单侧膝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12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采用闭环靶控输注法输注丙泊酚）和对照组（采用经验靶控输注法泵注丙泊酚），每组60例。2组采用相同的麻醉诱导方式，记录所有患者术中平均动脉压、心率、麻醉时间、手术时间、输液量、出血量、尿量，丙泊酚、瑞芬太尼、顺式阿曲库铵的总用量，以及躁动、恶心呕吐和术中知晓等不良反应情况；采用谵妄评定法评估患者术后谵妄状态。结果 2组患者均无术中知晓发生，术后恶心呕吐和躁动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围术期丙泊酚、苯磺顺阿曲库铵总用量少于对照组［（781±70）mg比（963±63）mg、（15±7）mg比（20±7）m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术后谵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8.6%（11/59）比39.7%（23/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12，P=0.015)。结论 丙泊酚闭环靶控输注可减少老年患者全身麻醉药物的用量，并显著降低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率。

当前，对于各种病因引起的低氧血症、呼吸衰竭，氧疗是治疗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高流量鼻导管吸氧作为一种无创的供氧方式，最初应用于婴幼儿，因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逐渐得到认可，现在成人中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高流量鼻导管吸氧是指将高流速的空氧混合气通过一定的加温、加湿装置，再经鼻导管输送至人体的一种氧疗方式；临床上可根据病情需要，调节气体流速的大小，目前使用的最大流速可达60 L/min。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作为呼吸系统常见的一种疾病，尽管关于COPD的研究很多，但人们仍在寻找更加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近年来关于高流量鼻导管吸氧在COPD患者中的应用逐渐增多，本文旨在梳理当前高流量鼻导管吸氧在COPD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浆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和可溶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水平变化及其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脓毒症患者180例作为脓毒症组，根据入院后1周内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106例）和非AKI组（74例）；另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者50例为对照组。收集受试者的一般资料，计算脓毒症患者入院后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查尔森共病指数评分，检测脓毒症患者的炎性指标如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CRP）、血乳酸以及受试者的血浆AGEs、sRAGE水平。比较各组研究对象临床特征的差异，分析脓毒症患者并发AKI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浆AGEs、sRAGE对脓毒症患者并发AKI的预测价值。结果 脓毒症组血浆AGEs和sRAGE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18.8（13.3,29.7）mg/L比11.9（9.2,15.6）mg/L、1 348.1（792.9,2 477.5）ng/L比324.3（276.7,421.4）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AKI组患者入院后24 h内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比例、血清降钙素原、CRP、血乳酸、血浆AGEs、sRAGE水平及28 d病死率均高于非AKI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SOFA评分、应用血管活性药物以及血清降钙素原、AGEs和sRAGE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患者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浆AGEs、sRAGE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AKI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19、0.813。二者联合检测时AUC为0.901，明显大于单一指标检测时的AUC（均P＜0.001）。结论 脓毒症患者血浆AGEs、sRAGE水平显著上调，并与并发AKI密切相关，二者均可作为有效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AKI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探讨血清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和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8（MFG-E8）水平与感染性休克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于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60例感染性休克合并AKI患者（AKI组），另选取同期50例无AKI的感染性休克患者（非AKI组）及60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检测患者治疗前、健康体检者体检时血清sTM、MFG-E8、血肌酐及血尿素氮水平。记录AKI组患者死亡情况，比较死亡与存活患者血清sTM、MFG-E8水平。分析感染性休克合并AKI患者血清sTM、MFG-E8与血肌酐和血尿素氮的相关性以及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AKI组、非AKI组血清sTM、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高于对照组，且AKI组均高于非AKI组；血清MFG-E8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AKI组低于非AKI组（均P＜0.001）。AKI组血清sTM水平与血肌酐和血尿素氮水平呈正相关（r=0.510，P＜0.001；r=0.639，P＜0.001），血清MFG-E8水平与血肌酐和血尿素氮水平呈负相关（r=-0.749，P＜0.001；r=-0.758，P＜0.001）。AKI组患者死亡18例（30.0%），死亡患者血清sTM水平高于而血清MFG-E8水平低于存活患者［（44±7）kTU/L比（36±12）kTU/L、（45±9）μg/L比（77±16）μg/L］（均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分析结果表明，血肌酐、血尿素氮、sTM是感染性休克合并AKI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MFG-E8是感染性休克合并AKI患者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感染性休克合并AKI患者血清sTM水平升高、MFG-E8水平降低，且与AKI严重程度和不良预后相关。

目的 探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联合低分子肝素应用于创伤性凝血病（TIC）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长沙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收治的171例TIC合并ARD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CRRT组和联合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综合治疗，CRRT组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给予CRRT，联合组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给予CRRT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比较3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氧合指数，14 d病死率和出血发生率以及存活患者治疗前后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机械通气时间，比较CRRT组和联合组滤器使用时间。结果 治疗24、48、72 h后，3组血清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均低于本组治疗前且各时点之间逐渐降低，氧合指数均高于本组治疗前且各时点之间逐渐升高（均P＜0.05）。CRRT组和联合组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同时点且联合组均低于CRRT组，氧合指数均高于对照组同时点且联合组均高于CRRT组（均P＜0.05）。联合组的14 d病死率低于对照组［16.9%(10/59)比37.5%（21/56）］，但出血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和CRRT组［25.4%(15/59)比1.8%（1/56）、3.6%（2/56）］，滤器使用时间长于CRRT组［（11.0±2.4）h比（6.3±2.3）h］（均P＜0.05）。治疗3、7、10 d后，3组存活患者APACHE Ⅱ评分均低于本组治疗前，且各时点之间逐渐降低（均P＜0.05）。CRRT组和联合组APACHE Ⅱ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同时点，且联合组均低于CRRT组（均P＜0.05）。CRRT组和联合组机械通气时间均短于对照组［(13.6±1.9)、(10.1±2.1)d比（15.6±2.0）d］，且联合组短于CRRT组（均P＜0.05）。结论 CRRT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可明显降低TIC合并ARDS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APACHE Ⅱ评分和14 d病死率，升高氧合指数，缩短机械通气时间，但治疗过程中增加并发出血的风险。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液净化治疗28 d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辽宁省大连市友谊医院2018年11月至2020年11月收治的行血液滤过治疗的脓毒症患者92例，根据其28 d预后情况分为生存组（73例）和死亡组（19例）。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患者血液滤过治疗28 d生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生存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评分，机械通气、脓毒症休克、器官衰竭数≥2个、2型糖尿病比例，血清降钙素原和血乳酸水平均低于死亡组，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短于死亡组［（12±6）d比（15±6）d］，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急性肾损伤分期Ⅰ期、应用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比例和血清白蛋白水平均高于死亡组［35.6%（26/73）比10.5%（2/19），69.9%（51/73）比42.1%（8/19），（35±9）g/L比（26±7）g/L］（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评分≥20分、机械通气、脓毒症休克、2型糖尿病、器官衰竭数≥2个、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14 d、降钙素原≥10 μg/L、血乳酸≥8 μmol/L均为脓毒症患者血液滤过治疗28 d预后的危险因素(比值比=2.154、1.783、2.455、1.265、1.497、1.573、1.489、1.065，均P＜0.05)，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急性肾损伤分期Ⅰ期、采用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和血清白蛋白≥30 g/L均为保护因素(比值比=0.737、0.932、0.988，均P＜0.05）。结论 影响脓毒症患者血液净化治疗28 d预后的因素较多，临床治疗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症治疗措施，以消除危险因素，降低病死率，提高疗效。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而导致高三酰甘油血症等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及规律。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3日至3月4日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收治的COVID-19患者83例，患者均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200 mg/50 mg)每次2粒每日2次进行抗病毒治疗，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排除入院时已经高三酰甘油及实验室资料不完整的患者，共纳入64例患者，按入院治疗后患者血清三酰甘油是否升高分为高三酰甘油组(HTG组)和正常三酰甘油组（对照组），比较2组各项资料的差异，分析患者发生高三酰甘油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 83例COVID-19患者中64例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7.1%，其中发生高三酰甘油血症54例(65.1%)。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物关联性评价为可能。HTG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乳酸脱氢酶水平、C反应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是患者发生高三酰甘油血症的危险因素(比值比=1.188，95%置信区间：1.023～1.379，P=0.024)。结论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在COVID-19治疗过程中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其安全性有待进一步评估。

目的 寻找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VTE）的危险因素，并构建VTE的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接受肺癌胸腔镜手术术后发生VTE患者59例为VTE组，纳入同期肺癌胸腔镜手术后未发生VTE患者59例为对照组。比较2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构建患者术后发生VTE的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结果 VTE组糖尿病比例，术前丙氨酸转氨酶、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癌胚抗原水平，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8 h D-二聚体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癌胚抗原水平、手术时间及术后8 h D-二聚体水平是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1.078、1.207、1.754，95%置信区间：1.040～1.113、1.057～1.328、1.588～1.812，P=0.033、0.003、＜0.001）。建立VTE预测模型，Y=-3.710-0.068×术前癌胚抗原水平-0.003×手术时间-0.221×术后8 h D-二聚体水平。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预测模型对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敏感度为83.1%，特异度为83.2%，曲线下面积为0.902。结论 术前癌胚抗原水平高、手术时间长及术后8 h D-二聚体水平高的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风险较高。此VTE风险预测模型对肺癌胸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风险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目的  调查中国城乡社区中老年人群发生跌倒的状况，并分析跌倒的危险因素。方法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纳入18 105名≥45岁人群，根据2015年以来3年是否发生跌倒分为跌倒组（3 482名）和非跌倒组（14 623名）。采集2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和健康与生理状态、合并症诊断与治疗、生活行为等相关变量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跌倒的相关因素。结果  抽样调查来自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跌倒发生率中位数19.2%（95%置信区间：18.2%～20.9%）。45～54岁人群跌倒发生率15.7%（95%置信区间：14.7%～16.7%)，其中缺少家庭照护人群跌倒发生率23.7%（95%置信区间：18.5%～28.8%）；≥75岁人群跌倒发生率26.7%（95%置信区间：24.8%～28.5%）。受访人群年龄（62±10）岁，跌倒组年龄及男性比例高于非跌倒组（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比值比=1.019）、家庭照护评分（比值比=0.893）、教育程度评分（比值比=0.940）、残障疼痛评分（比值比=1.598）、共病合计评分（比值比=1.148）、日常运动强度评分（比值比=1.204）和下肢运动能力评分（比值比=0.850）均为发生跌倒的重要影响因素（均P<0.05）。对应的危险因素项包括高龄、健康与生理状态差、基础疾病较多、高强度运动增加，保护因素包括加强家庭照护、教育程度高、下肢运动能力强。结论  全国城乡社区中老年人群跌倒发生率较高。跌倒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基础疾病较多、高强度运动增加等，而加强家庭照护是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