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不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合并多支血管病变(MVD)患者的病变特点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连续入选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诊断为STEMI并成功完成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合并MVD患者1 033例。选取其中入院后24 h内采集空腹LDL-C并完成12个月随访的患者1 013例，根据LDL-C水平分成高LDL-C组（≥3.0 mmol/L），中等LDL-C组（1.8～＜3.0 mmol/L），低LDL-C组（＜1.8 mmol/L）。比较3组患者基线资料、冠状动脉病变和介入治疗情况及预后情况。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不同LDL-C水平与患者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和全因死亡的关系。结果 本研究中高LDL-C组488例，占48.2%，中等LDL-C组461例，占45.5%，低LDL-C组64例，占6.3%。低LDL-C组罪犯血管为左前降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余2组，而高LDL-C组罪犯血管为右冠状动脉的比例较高（均P＜0.05）。多元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中等LDL-C组作为参考，低LDL-C组MACCE发生风险（风险比=2.123, 95%置信区间：1.007～4.472,P=0.048）及全因死亡风险（风险比=5.307,95%置信区间：1.215～23.181,P=0.026）均较高，而高LDL-C组未显示类似差异（均P＞0.05）。结论 STEMI合并MVD患者中LDL-C≥3.0 mmol/L占比较高，相较于中等LDL-C组，并不增加长期心血管不良事件。而LDL-C＜1.8 mmol/L患者预后较差，相较于LDL-C较高的人群，这类患者从常规降脂等规范化治疗中获益较小，除了严格地降脂之外，应该更严格地控制包括残余心血管风险在内的各种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发生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23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的因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的患者，纳入在住院期间发生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作为出血组，根据年龄、性别及新型口服抗凝药的类型和剂量进行1∶2随机匹配，纳入在住院期间未发生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作为未出血组。收集2组患者一般资料、合并症、药物使用、化验指标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发生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危险因素对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发生消化道出血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纳入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的患者153例，其中出血组患者51例，未出血组患者102例。出血组患者合并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既往消化道出血史、消化性溃疡、贫血、慢性肾功能不全、静脉血栓栓塞症、周围血管病比例均高于未出血组（均P＜0.05）。出血组患者的基线血红蛋白水平低于未出血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血尿素氮、D-二聚体水平高于未出血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比值比=4.678,95%置信区间：1.600～13.677)、既往消化道出血史(比值比=9.906,95%置信区间：1.449～67.742)、慢性肾功能不全(比值比=4.893,95%置信区间：1.122～21.330)、贫血(比值比=13.487,95%置信区间：1.847～98.496)、D-二聚体(比值比=1.001,95%置信区间：1.000～1.003)是新型口服抗凝药治疗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时发生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上述指标绘制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UC）为0.905（95%置信区间：0.854～0.955,P＜0.001）。结论  冠心病、既往消化道出血史、慢性肾功能不全、贫血、D-二聚体是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发生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CTO）合并糖尿病患者不同血运重建策略的临床预后。方法  本研究入选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治疗的冠状动脉CTO合并糖尿病患者，根据血运重建策略不同将患者分为CTO-S-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组（成功CTO-PCI患者）和CTO-S-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组（成功CTO-CABG患者）。主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复合终点。其他结局指标包括全因死亡和再灌注。比较2组临床结局。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062例患者，其中CTO-S-PCI组683例，CTO-S-CABG组379例。在主要终点MACE方面，CTO-S-CABG组优于CTO-S-PCI组［6.1%(23/379)比20.8%(142/683)］（P＜0.05）。该优势在靶血管再灌注、再发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再灌注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心源性死亡及全因死亡方面，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对于冠状动脉CTO合并糖尿病患者，CABG优于PCI，可减少MACE的发生。

目的 分析影响心脏植入式电子设备(CIED)导线脱位的临床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3年1月至2024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78例因心律失常行CIED植入术后出现导线脱位的患者为导线脱位组，并随机选取同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37例因心律失常行CIED植入术后未出现导线脱位的患者为未脱位组。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及超声检查结果。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患者导线脱位的临床危险因素。结果 导线脱位组患者年龄小于未脱位组［（67±12）岁比（73±10）岁］，房室传导阻滞和心脏介入手术操作史比例高于未脱位组［46.2%(36/78)比10.9%(15/137)、23.1%（18/78）比7.3%（10/137）］（均P＜0.05）。2组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除丙氨酸转氨酶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导线脱位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均大于未脱位组，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未脱位组（均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比值比=1.43）、较低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比值比=1.07）和房室传导阻滞病史（比值比=16.74）与导线脱位事件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均P＜0.01）。结论 较高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较低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房室传导阻滞病史与CIED导线脱位事件风险增加独立相关。

目的  总结超声心动图在评估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合并限制型与非限制型房间隔交通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经外科手术确诊的49例TAPVC患者的超声心动图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设定超声心动图测量房间隔交通≤5 mm为限制型房间隔交通，将患者分为限制组（23例）和非限制组（26例）。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3个月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测量左心室内径（LVD）、右心室内径(RVD)、三尖瓣反流峰值压差(PTR)。分析并比较2组患者术前、术后心室内径和PTR的变化。结果  49例患者术前超声心动图诊断均与手术诊断一致，符合率100%。术前，限制组LVD、LVD/RVD比值明显低于非限制组，而PTR、RVD则明显高于非限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术后1、3个月2组PTR、RVD和LVD/RVD比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限制组LVD小于非限制组［（19.3±4.2）mm比（22.3±4.6）mm、（22.6±3.8）mm比（25.9±3.7）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超声心动图是诊断TAPVC的首选及准确的检查方法，早期诊断有利于尽早手术治疗，并能有效评价心脏容量改变及肺动脉高压下降情况，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究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PHN)患者疼痛灾难化（PC）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就诊的PHN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收集PHN患者的一般资料、疼痛灾难化量表（PCS）得分、住院期间治疗措施、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筛查量表（PHQ-9）得分。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探究PCS得分的影响因素。结果  最终纳入303例PHN患者的调查数据，PCS得分为（30±10）分，其中有65例患者的PCS得分≥38分，占21.5%；164例（54.1%）患者的PHQ-9得分≥5分；176例（58.1%）患者的GAD-7得分≥5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未接受椎旁神经阻滞和止痛药物治疗、GAD-7和PHQ-9得分≥5分患者PCS得分更高（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椎旁神经阻滞和止痛药物治疗、PHQ-9得分和GAD-7得分是PHN患者PCS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PHN患者中出现PC的比例较高，超过一半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此外，椎旁神经阻滞治疗可能是减轻PC的有效方法之一。同时，抑郁和焦虑的严重程度也需要被重视，因为它们可能与PC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目前仍是影响全球健康负担的主要疾病之一。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在青年人群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与冠心病的双向作用，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冠心病抑郁患者的现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尤其是针对早发冠心病人群，总结其流行病学、发病机制、治疗方法，以期为冠心病合并抑郁患者的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比值与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NSTE-ACS）合并慢性肾脏病（CKD）患者行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565例NSTE-ACS合并CKD且成功行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的患者。根据non-HDL-C/HDL-C比值四分位数分为4组：组1（non-HDL-C/HDL-C比值≤2.32，n=141）,组2（2.32＜non-HDL-C/HDL-C比值≤2.96，n=142），组3（2.96＜non-HDL-C/HDL-C比值≤3.78，n=141），组4（non-HDL-C/HDL-C比值＞3.78，n=141）。随访3年，主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再次血运重建。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Kaplan-Meier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Lowess）曲线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与组1相比，组4的MACE（风险比=2.06,95%置信区间：1.28～3.29，P=0.001）、全因死亡（风险比=2.09，95%置信区间：1.03～4.22，P=0.004）和再次血运重建发生风险显著增加。Kaplan-Meier曲线分析显示，随着non-HDL-C/HDL-C比值增高，MACE、全因死亡和再次血运重建发生风险显著增高(均Log-rank P＜0.05)。non-HDL-C/HDL-C比值对MACE发生风险预测能力［曲线下面积(AUC)为0.68］优于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AUC分别为0.60、0.51)。Lowess曲线分析显示，non-HDL-C/HDL-C比值与MACE发生风险呈正相关。结论 在NSTE-ACS合并CKD行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中，non-HDL-C/HDL-C比值增高显著增加患者MACE、全因死亡和再次血运重建的发生风险，且对MACE发生风险的预测能力优于HDL-C和LDL-C。

目的 探讨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情况与认知水平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3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就诊的7 718例高血压病患者。根据患者血压控制情况分为达标组和不达标组。分析比较2组患者认知功能状态［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校正混杂因素后，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血压控制达标情况与认知评分的关系。结果 7 718例患者中血压控制不达标者5 618例（72.8%），血压控制达标者2 100例（27.2%）。校正混杂因素后，血压控制达标组MoCA评分中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比值比=1.09，95%置信区间：1.03～1.16，P=0.002）、注意力（比值比=1.05，95%置信区间：1.01～1.09，P=0.027）、语言（比值比=1.05，95%置信区间：1.01～1.09，P=0.010）、抽象能力（比值比=1.04，95%置信区间：1.01～1.08，P=0.022）、MoCA总分（比值比=1.25，95%置信区间：1.06～1.47，P=0.007），MMSE评分中回忆能力（比值比=1.05，95%置信区间：1.01～1.10，P=0.010）、语言能力（比值比=1.08，95%置信区间：1.04～1.11，P＜0.001）以及MMSE总分（比值比=1.19，95%置信区间：1.06～1.33，P=0.004）均高于不达标组。结论 高血压患者人群中，血压控制不达标的患者相比血压控制达标的患者认知功能下降。

目的 通过网络药理学手段探查牛蒡子的活性化合物，并预测其防治习惯性便秘的潜在靶点和信号通路及相关分子机制，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方法 牛蒡子的所有成分均从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数据库中检索，利用UniProt数据库筛选牛蒡子靶点基因。利用GeneCards数据库筛选疾病靶点基因，利用Cytoscape构建药物成分-靶点网络。利用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利用Hiplot对潜在靶点进行基因本体论分析与可视化。利用Cytoscape软件创建成分-靶点-通路网络。结果 组建的成分-靶点网络包含牛蒡子的3种活性成分（牛蒡子苷、β-谷甾醇和山柰酚）与149个靶点基因，其中包含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筛选出蛋白激酶B、肿瘤坏死因子、前列腺素合成酶2、雌激素受体1、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成熟脂肪细胞核转录因子、细胞间黏附分子β1、麦克基因和基质金属蛋白酶2共10个核心靶点基因。基因组百科全书通路富集分析结果表明牛蒡子主要化合物的靶点在多种神经退行性变疾病的发病途径、多种动脉粥样硬化相关途径、多种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相关途径、多种肿瘤相关通路、内分泌抵抗与炎症信号通路等进行富集。利用成分-靶点-通路网络显示牛蒡子活性成分调控影响相关通路的靶点基因。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牛蒡子的活性成分治疗习惯性便秘的潜在靶点及关键生物学通路，从而为研究牛蒡子治疗习惯性便秘的方向提供了科学基础，并为后续药物研发及临床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