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细胞因子和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在英夫利西单抗（IFX）治疗非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效果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3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住院的非全身型JIA患儿25例，均存在预后不良因素（包括年龄小、反复发作、多关节受累、出现骨质破坏）且常规治疗无效，予IFX治疗5次（第1、2、6、14、22周各静脉注射3~6 mg/kg），同时口服甲氨蝶呤和/或来氟米特。治疗前和用药后6、14、30周行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2受体（IL-2R）、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检测和美国风湿病学会儿科（ACR Pedi）评分；治疗前选取症状最重的关节行MRI检查，用药后30周对同一关节行相同检查。结果 25例患儿中治疗前CRP升高8例（32.0%），ESR增快5例（20.0%）；用药后6周CRP、ESR均下降至正常范围，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用药后14、30周维持在正常范围，均未进一步下降。25例患儿中治疗前TNF-α升高25例（100.0%），IL-2R升高10例（40.0%），IL-6升高20例（80.0%）。用药后6、14、30周 TNF-α均较治疗前升高，IL-2R均较治疗前下降（均P＜0.05），IL-6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RI结果显示，治疗后滑膜增生、关节积液、骨髓水肿均改善，骨质破坏和关节间隙狭窄均无改善。25例患儿用药后30周ACR Pedi 30、50、70改善率分别为92.0%（23/25）、72.0%（18/25）、60.0%（15/25）。结论 IL-2R水平和MRI检查有助于评估IFX治疗非全身型JIA的疗效。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对川崎病患儿发生冠状动脉病变（CAL）及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抵抗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河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688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合并CAL分为CAL组（98例）和非CAL组（590例）；根据是否发生IVIG抵抗分为IVIG敏感组（667例）和IVIG抵抗组（21例）。比较不同组患儿急性期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γ干扰素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细胞因子对川崎病患儿发生CAL及IVIG抵抗的预测价值。结果  CAL组TNF-α水平高于非CAL组［（87.8±16.4）ng/L比（20.8±2.5）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IL-6、IL-10、γ干扰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VIG抵抗组TNF-α、γ干扰素水平均高于IVIG敏感组［（26.4±4.1）ng/L比（8.6±1.4）ng/L、（20.0±4.4）ng/L比（9.3±1.2）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IL-6、IL-10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NF-α预测川崎病患儿发生CAL的曲线下面积为0.679（95%置信区间：0.566~0.792，P=0.021），截断值为24.515 ng/L，敏感度为50.91%，特异度为66.67%。TNF-α预测川崎病患儿IVIG抵抗的曲线下面积为0.784（95%置信区间：0.644~0.923,P＜0.001），截断值为13.92 ng/L，敏感度为70.00%，特异度为82.69%。γ干扰素预测IVIG抵抗的曲线下面积为0.688（95%置信区间：0.541~0.834，P=0.014），截断值为12.12 ng/L，敏感度为50.00%，特异度为80.77%。结论  TNF-α是川崎病患儿发生CAL的预测因子，TNF-α、γ干扰素是川崎病患儿发生IVIG抵抗的预测因子。

心肌纤维化是心血管疾病进展中重要的病理改变，各种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功能不全都与心肌纤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心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复杂，主要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细胞因子、非编码RNA、血管活性物质、活性氧等密切相关。本文就心肌纤维化的主要机制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为心肌纤维化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原发性高血压病（EH）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其发病率高，是心血管疾病最突出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在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炎症因子、炎症相关信号通路等均参与EH的发病。本文对EH相关炎症反应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揭示炎症反应在EH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EH在临床中的预防和治疗以及相关的基础实验研究提供思路。

目的 探讨肺结核患者血清γ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物1(SOCS1)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黑龙江省第四医院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收治的90例肺结核患者，根据不同类型分为活动性结核组（34例）、潜伏性结核感染组（31例）、治疗完成组（25例），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42例为对照组。比较4组血清IP-10、SOCS1水平，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肺结核患者血清IP-10水平与SOCS1水平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IP-10、SOCS1水平对肺结核的诊断价值。结果 对照组、治疗完成组、潜伏性结核感染组、活动性结核组血清IP-10水平逐渐升高［（75±8）、（82±7）、（88±10）、（93±11）ng/L］，SOCS1水平逐渐降低［（215±28）、（200±19）、（180±26）、（168±19）μg/L］，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肺结核患者血清IP-10水平与SOCS1水平呈负相关(r=-0.620，P＜0.001)。ROC曲线显示，血清IP-10+SOCS1［曲线下面积（AUC）=0.906，95%置信区间：0.858～0.955］诊断肺结核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高于IP-10(AUC=0.833，95%置信区间：0.764～0.903)、SOCS1(AUC=0.835，95%置信区间：0.760～0.911)单独诊断(Z=3.135、2.641，P=0.002、0.008)。结论 肺结核患者血清IP-10水平明显升高，SOCS1水平明显降低，二者呈负相关，且均与肺结核进展密切相关，联合检测能提升对肺结核的诊断价值。

大动脉炎是一种慢性大血管炎，其病因尚未完全阐明，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大动脉炎目前公认的主要发病机制。目前已投入临床使用的多种治疗药物表现出了对大动脉炎疗效的局限性，阐明大动脉炎发病机制对寻找新的药物治疗靶点有重要意义。CD+8T细胞是大动脉炎病理位置的主要浸润细胞之一,在大动脉炎中活化显著增加，能够通过直接损伤血管壁细胞及分泌细胞因子的方式参与大动脉炎的发生与发展。本文就CD+8T细胞在大动脉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目的 探究辅助性T细胞1（Th1）/Th2细胞因子在人偏肺病毒（hMPV）感染患儿中的表达变化及其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至2024年3月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就诊的hMPV感染患儿245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170例）和重症组（75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检测患儿气道炎症指标、肺功能指标及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与气道炎症因子水平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hMPV感染患儿发生哮喘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重症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4（IL-4）、IL-6、CD+8 T淋巴细胞水平均高于轻症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FEV1/FVC比值均低于轻症组（均P<0.05）。245例患儿中，58例诊断为哮喘（哮喘组）、187例无哮喘（非哮喘组）。哮喘组TNF-α、IL-4、IL-6、CD+8 T淋巴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非哮喘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FEV1、FVC、FEV1/FVC比值均低于非哮喘组（均P<0.05）。二元Logistic回归模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TNF-α、IL-4、IL-6及CD+8 T淋巴细胞水平，较低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FEV1、FVC、FEV1/FVC比值水平均为影响hMPV感染患儿发生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CD+3 T淋巴细胞与IL-4、IL-6呈负相关，CD+4 T淋巴细胞与IL-6呈负相关、与IL-10呈正相关，CD+8 T淋巴细胞与IL-4、IL-6呈正相关，与IL-10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 发生哮喘的hMPV感染患儿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存在更为明显的异常变化，且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与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临床可通过检测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对hMPV感染患儿哮喘发作进行预测。

目的 探讨合并冠状动脉损伤（CAL）的川崎病患儿免疫系统变化特点，为其规范化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21年8月至2023年5月河北省儿童医院心内科收治的川崎病患儿238例作为川崎病组，根据CAL情况分为CAL亚组（61例）和非CAL（NCAL）亚组（177例）。选取同期诊断为支气管炎或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热患儿102例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患儿基本信息和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川崎病患儿发生CAL的危险因素。基于相关变量建立预测发生CAL风险的列线图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列线图性能及各指标的预测效能。结果 CAL亚组患儿男性比例大于、病程长于、血小板计数水平高于NCAL亚组（均P<0.05）。川崎病组白细胞介素2（IL-2）、IL-6、IL-10、IL-5、IL-8、补体C3、C4、总B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Ig）A、IgG、IgM、总T细胞、CD+8 T细胞、γδT细胞水平低于对照组；CAL亚组IL-2、IL-1β、α干扰素、IgA、IgG、IgM、自然杀伤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NCAL亚组，补体C3、C4、总T细胞、CD+8 T细胞水平低于NCAL亚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D+8 T细胞、补体C3水平降低，IgG、自然杀伤细胞水平升高是CAL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列线图对发生CAL的预测与实际概率较吻合。CD+8 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IgG、补体C3四者联合预测CAL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66（95%置信区间：0.804～0.913），大于各指标单独预测（0.800、0.631、0.653、0.651）。结论 合并CAL的川崎病患儿免疫因子自然杀伤细胞、CD+8 T细胞、IgG、补体C3水平变化明显，这种变化可能参与了川崎病和CAL的发生。

目的 探讨银杏内酯及其成分（白果内酯及银杏内酯B）对阿尔茨海默病（AD）细胞模型APP-PS1双基因转染HEK293细胞（APP/PS1-HEK293）活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以不同剂量银杏内酯处理APP/PS1-HEK293，经细胞计数盒8分析筛选出其促进细胞增殖的最佳时间点及最佳浓度。在此基础上，以未经处理的APP/PS1-HEK293作为对照组，将不同浓度银杏内酯及其组分（银杏内酯B、白果内酯）处理的APP/PS1-HEK293作为观察组，体外培养适当时间后，检测上述各组上清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和IL-6水平，同时检测细胞内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组分中的NF-κBp65和NF-κB抑制因子α（IκBα）以及凋亡相关分子B细胞淋巴瘤-2（Bcl-2）、Bcl-2相关X蛋白（Bax）的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结果 APP/PS1-HEK293在经浓度为100 mg/L的银杏内酯处理48 h后细胞活性最高，为（135.1±2.4）%，选取100 mg/L作为最佳药物浓度。银杏内酯高剂量（100 mg/L）组、银杏内酯B组、白果内酯组上清液TNF-α、IL-1β和IL-6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对照组［（57.8±3.7）、（41.4±2.9）、（48.4±1.7）ng/L比（67.8±2.0）ng/L，（12.45±0.19）、（8.29±0.16）、（10.48±0.16）ng/L比（18.31±0.24）ng/L，（118.4±2.1）、（105.9±0.3）、（112.0±0.7）ng/L比（172.8±4.4）ng/L］，而银杏内酯低剂量（50 mg/L）组上述3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低和高剂量银杏内酯组、银杏内酯B组、白果内酯组细胞内NF-κBp65、Bax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而Bcl-2、IκBa蛋白表达水平则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银杏内酯低和高剂量、银杏内酯B、白果内酯组细胞内NF-κBp65、Bax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IκBa mRNA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且银杏内酯低和高剂量组Bcl-2 mRNA表达水平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 银杏内酯能明显提高APP/PS1-HEK293的增殖活性，可能系银杏内酯及其组分（白果内酯及银杏内酯B）抑制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或同时促进抗细胞凋亡和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所致。

目的 探讨CD+4/CD+8比值联合细胞因子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价值。方法 选择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河北省胸科医院收治的107例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将患者分为非活动性肺结核组（53例）和活动性肺结核组（54例）。比较2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及CD+4/CD+8比值；分层回归分析肺结核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与CD+4/CD+8比值的关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因素；分析血清细胞因子与CD+4/CD+8比值的交互作用对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影响；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清细胞因子、CD+4/CD+8比值单独及联合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价值。结果 活动性肺结核组血清IL-6、γ干扰素、IL-8、CD+4/CD+8比值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活动性肺结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6、γ干扰素、IL-8均对CD+4/CD+8比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L-6、γ干扰素、IL-8水平升高、CD+4/CD+8比值增加是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危险因素（均P＜0.05）；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前后，血清IL-6、γ干扰素、IL-8分别与CD+4/CD+8比值均不存在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均P＞0.05）。IL-6、γ干扰素、IL-8、CD+4/CD+8比值及四者联合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6、0.771、0.805、0.707和0.850，四者联合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效能最高。结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血清IL-6、γ干扰素、IL-8水平及外周血CD+4/CD+8比值较非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升高，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影响肺结核患者细胞免疫状态，据此可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进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