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细胞因子和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在英夫利西单抗（IFX）治疗非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效果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3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住院的非全身型JIA患儿25例，均存在预后不良因素（包括年龄小、反复发作、多关节受累、出现骨质破坏）且常规治疗无效，予IFX治疗5次（第1、2、6、14、22周各静脉注射3~6 mg/kg），同时口服甲氨蝶呤和/或来氟米特。治疗前和用药后6、14、30周行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2受体（IL-2R）、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检测和美国风湿病学会儿科（ACR Pedi）评分；治疗前选取症状最重的关节行MRI检查，用药后30周对同一关节行相同检查。结果 25例患儿中治疗前CRP升高8例（32.0%），ESR增快5例（20.0%）；用药后6周CRP、ESR均下降至正常范围，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用药后14、30周维持在正常范围，均未进一步下降。25例患儿中治疗前TNF-α升高25例（100.0%），IL-2R升高10例（40.0%），IL-6升高20例（80.0%）。用药后6、14、30周 TNF-α均较治疗前升高，IL-2R均较治疗前下降（均P＜0.05），IL-6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RI结果显示，治疗后滑膜增生、关节积液、骨髓水肿均改善，骨质破坏和关节间隙狭窄均无改善。25例患儿用药后30周ACR Pedi 30、50、70改善率分别为92.0%（23/25）、72.0%（18/25）、60.0%（15/25）。结论 IL-2R水平和MRI检查有助于评估IFX治疗非全身型JIA的疗效。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对川崎病患儿发生冠状动脉病变（CAL）及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抵抗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河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688例川崎病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合并CAL分为CAL组（98例）和非CAL组（590例）；根据是否发生IVIG抵抗分为IVIG敏感组（667例）和IVIG抵抗组（21例）。比较不同组患儿急性期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γ干扰素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细胞因子对川崎病患儿发生CAL及IVIG抵抗的预测价值。结果  CAL组TNF-α水平高于非CAL组［（87.8±16.4）ng/L比（20.8±2.5）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IL-6、IL-10、γ干扰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VIG抵抗组TNF-α、γ干扰素水平均高于IVIG敏感组［（26.4±4.1）ng/L比（8.6±1.4）ng/L、（20.0±4.4）ng/L比（9.3±1.2）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IL-6、IL-10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NF-α预测川崎病患儿发生CAL的曲线下面积为0.679（95%置信区间：0.566~0.792，P=0.021），截断值为24.515 ng/L，敏感度为50.91%，特异度为66.67%。TNF-α预测川崎病患儿IVIG抵抗的曲线下面积为0.784（95%置信区间：0.644~0.923,P＜0.001），截断值为13.92 ng/L，敏感度为70.00%，特异度为82.69%。γ干扰素预测IVIG抵抗的曲线下面积为0.688（95%置信区间：0.541~0.834，P=0.014），截断值为12.12 ng/L，敏感度为50.00%，特异度为80.77%。结论  TNF-α是川崎病患儿发生CAL的预测因子，TNF-α、γ干扰素是川崎病患儿发生IVIG抵抗的预测因子。

心肌纤维化是心血管疾病进展中重要的病理改变，各种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功能不全都与心肌纤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心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复杂，主要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细胞因子、非编码RNA、血管活性物质、活性氧等密切相关。本文就心肌纤维化的主要机制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为心肌纤维化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原发性高血压病（EH）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其发病率高，是心血管疾病最突出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在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炎症因子、炎症相关信号通路等均参与EH的发病。本文对EH相关炎症反应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揭示炎症反应在EH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EH在临床中的预防和治疗以及相关的基础实验研究提供思路。

大动脉炎是一种慢性大血管炎，其病因尚未完全阐明，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大动脉炎目前公认的主要发病机制。目前已投入临床使用的多种治疗药物表现出了对大动脉炎疗效的局限性，阐明大动脉炎发病机制对寻找新的药物治疗靶点有重要意义。CD+8T细胞是大动脉炎病理位置的主要浸润细胞之一,在大动脉炎中活化显著增加，能够通过直接损伤血管壁细胞及分泌细胞因子的方式参与大动脉炎的发生与发展。本文就CD+8T细胞在大动脉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目的 探究辅助性T细胞1（Th1）/Th2细胞因子在人偏肺病毒（hMPV）感染患儿中的表达变化及其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至2024年3月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就诊的hMPV感染患儿245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170例）和重症组（75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检测患儿气道炎症指标、肺功能指标及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与气道炎症因子水平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hMPV感染患儿发生哮喘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重症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4（IL-4）、IL-6、CD+8 T淋巴细胞水平均高于轻症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FEV1/FVC比值均低于轻症组（均P<0.05）。245例患儿中，58例诊断为哮喘（哮喘组）、187例无哮喘（非哮喘组）。哮喘组TNF-α、IL-4、IL-6、CD+8 T淋巴细胞水平均明显高于非哮喘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FEV1、FVC、FEV1/FVC比值均低于非哮喘组（均P<0.05）。二元Logistic回归模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TNF-α、IL-4、IL-6及CD+8 T淋巴细胞水平，较低的IL-10、γ-干扰素、CD+3 T淋巴细胞、CD+4 T淋巴细胞、FEV1、FVC、FEV1/FVC比值水平均为影响hMPV感染患儿发生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CD+3 T淋巴细胞与IL-4、IL-6呈负相关，CD+4 T淋巴细胞与IL-6呈负相关、与IL-10呈正相关，CD+8 T淋巴细胞与IL-4、IL-6呈正相关，与IL-10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 发生哮喘的hMPV感染患儿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存在更为明显的异常变化，且Th1/Th2细胞因子水平与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临床可通过检测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对hMPV感染患儿哮喘发作进行预测。

目的 探讨CD+4/CD+8比值联合细胞因子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价值。方法 选择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河北省胸科医院收治的107例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病情将患者分为非活动性肺结核组（53例）和活动性肺结核组（54例）。比较2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及CD+4/CD+8比值；分层回归分析肺结核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与CD+4/CD+8比值的关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因素；分析血清细胞因子与CD+4/CD+8比值的交互作用对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影响；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清细胞因子、CD+4/CD+8比值单独及联合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价值。结果 活动性肺结核组血清IL-6、γ干扰素、IL-8、CD+4/CD+8比值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活动性肺结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6、γ干扰素、IL-8均对CD+4/CD+8比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L-6、γ干扰素、IL-8水平升高、CD+4/CD+8比值增加是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危险因素（均P＜0.05）；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前后，血清IL-6、γ干扰素、IL-8分别与CD+4/CD+8比值均不存在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均P＞0.05）。IL-6、γ干扰素、IL-8、CD+4/CD+8比值及四者联合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6、0.771、0.805、0.707和0.850，四者联合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的鉴别效能最高。结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血清IL-6、γ干扰素、IL-8水平及外周血CD+4/CD+8比值较非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升高，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影响肺结核患者细胞免疫状态，据此可对活动性与非活动性肺结核进行鉴别。

目的 探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患儿的早期临床特征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3年12月至2016年12月西安市儿童医院确诊治疗的RMPP患儿50例作为RMPP组，选取同期普通型肺炎支原体肺炎（GMPP）患儿50例作为GMPP组，所有患儿均行胸部X线片和/或CT检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肺泡灌洗等。比较2组临床特征、胸部X线片和/或CT特征、支气管镜特征和肺泡灌洗液（BALF）中白细胞介素6（IL-6）、IL-10和γ-干扰素水平。结果 2组发热、咳嗽、白细胞计数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等临床特征，肺突变、大叶性肺炎、肺门淋巴结肿大、胸腔积液、肺不张等胸部X线片和/或CT特征及气道黏膜充血肿胀、纵行皱褶、分泌物增多、支气管开口炎性狭窄、管腔软化等支气管镜特征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RMPP组管腔肉芽组织增生、气道黏液栓堵塞、黏膜糜烂等支气管镜特征检出率和BALF中IL-6和γ-干扰素水平明显高于GMPP组［16.0%(8/50)比4.0%(2/50)、52.0%(26/50)比26.0%(13/50)、16.0%(8/50)比4.0%(2/50)、（32±5）ng/L比（17±3）ng/L、（11.7±2.1）ng/L比（8.0±1.6）ng/L］，BALF中IL-10水平明显低于GMPP组［（4.5±1.0）ng/L比（7.6±1.2）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RMPP与GMPP患儿部分支气管镜特征和BALF中IL-6、IL-10、γ-干扰素等细胞因子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提示早期检测临床特征及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有利于预测RMPP的发生。

目的 评估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在预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免疫治疗效果中的作用，以期为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有效的临床预测工具。方法 收集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2022年10月至2025年4月收治的接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抑制剂治疗的52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其中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患者归入控制组（29例），疾病进展患者归入进展组（23例）。比较2组治疗前后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T细胞、CD+3、CD+4、CD+8、CD+19、自然杀伤细胞）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2（IL-2）、IL-4、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α、γ干扰素］的水平，分析其与免疫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前控制组自然杀伤细胞水平显著高于进展组［19.1%（14.6%,24.9%）比8.0%（7.2%,18.2%）］（P=0.041）。治疗后进展组IL-6显著高于治疗前，控制组显著低于治疗前，控制组低于进展组［4.7（3.5,9.5）ng/L比17.3（14.7,47.4）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IL-6与肿瘤进展呈负相关关系（r=-0.489, P=0.003），提示IL-6水平越高，治疗效果越差。结论 自然杀伤细胞和IL-6在预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免疫治疗效果中具有潜在价值。自然杀伤细胞水平的升高与更好的治疗反应相关，而IL-6的升高则可能预示较差的预后。

痛风性关节炎是由尿酸钠晶体沉积在关节和非关节组织引起的一种常见的晶体相关性疾病，可导致炎症和关节损伤，主要跟遗传、环境和代谢因素密切相关。它的发生通常与血清尿酸水平升高显著相关，在持续高尿酸血症的情况下，尿酸钠晶体在关节和关节周围间隙的慢性沉积以及随后先天免疫系统的激活是痛风性关节炎发生的核心机制。其中NOD样受体家族蛋白 3炎症小体及一些细胞因子在痛风性关节炎激活过程中的确切分子机制尚未阐明，痛风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导致痛风石形成的治疗方案有限。因此，寻找有效的药物作用靶点靶向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