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宫颈癌组织中长链非编码RNA 染色质相关RNA 10（CAR10）和3-磷酸肌醇依赖性蛋白激酶1(PDPK1)的表达，分析二者对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2月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136例宫颈癌患者。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宫颈癌组织CAR10、PDPK1 mRNA相对表达量。分析CAR10与PDPK1 mRNA的相关性。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CAR10、PDPK1 mRNA表达组宫颈癌患者生存曲线。采用Cox模型筛选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 宫颈癌组织中CAR10、PDPK1 mRNA相对表达量均高于癌旁组织［（3.14±0.52）比（1.01±0.28）、（4.0±0.5）比（1.1±0.3）］（均P＜0.001）。宫颈癌组织CAR10与PDPK1 mRNA表达呈正相关（r=0.789，95%置信区间：0.347～0.897，P＜0.001）。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ⅠB2～ⅡA2期宫颈癌组织CAR10和PDPK1 mRNA均高于ⅠA1～ⅠB1期患者(均P<0.001)。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不同CAR10，PDPK1 mRNA表达组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IGO分期ⅠB2～ⅡA2期、高CAR10和高PDPK1 mRNA均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 宫颈癌组织中CAR10和PDPK1 mRNA表达均显著上调，二者参与宫颈癌的进展过程，是评估患者预后的肿瘤标志物。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引起全球女性死亡的主要因素。尽管目前宫颈癌的预防、筛查和治疗方法在不断更新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对于晚期复发性、转移性宫颈癌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深入探索宫颈癌的发病分子机制，寻找新的宫颈癌防治策略及靶向治疗手段意义深远。本文着重阐述HR-HPV致病分子调节机制、雌孕激素、免疫调节对HR-HPV在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及铁死亡参与宫颈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将为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开拓新视角。

目的  探讨微小RNA（miR）-126-3p、miR-199a-3p、miR-150-5p、miR-221-3p在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早期筛查的意义。方法  选取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患者及同期于该院行体检的、宫颈癌前筛查未见明显异常的健康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健康状况不同分为宫颈癌组（61例）、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组（40例）和对照组（健康女性，40例）。比较组间以上4种miR的相对表达情况差异，分析miR相对表达水平与宫颈癌患者临床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及对宫颈癌的预测价值。结果  宫颈癌组患者血清中miR-126-3p、miR-199a-3p的相对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和HSIL组，miR-150-5p、miR-221-3p 的相对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和HSI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31±0.06）比（0.50±0.08）、（0.38±0.08），（2.56±0.36）比（3.38±0.51）、（3.25±0.60），（2.91±0.49）比（1.42±0.49）、（2.20±0.53），（3.24±0.96）比（1.83±0.63）、（2.02±0.62）］（均P<0.05）。宫颈癌组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Ⅰ期+Ⅱ期和Ⅲ期者血清miR-126-3p、miR-221-3p相对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R-126-3p联合miR-199a-3p检测预测宫颈癌的敏感度为95.0%、特异度为76.3%，miR-150-5p联合miR-221-3p检测的敏感度为91.7%、特异度为85.0%。结论  miR-126-3p、miR-199a-3p、miR-150-5p、miR-221-3p 在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患者血清中异常表达，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宫颈癌诊治可能提供新的靶点。miR-150-5p联合miR-221-3p检测预测宫颈癌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较高，可以考虑作为宫颈癌早期筛查的标志物。

目的 分析血清载脂蛋白C1（APOC1）和白细胞介素6（IL-6）及鳞状细胞癌抗原（SCC）在宫颈癌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23年4月至2024年6月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的宫颈癌患者74例作为宫颈癌组，同时选取60名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APOC1、IL-6和SCC水平，分析宫颈癌患者血清APOC1、IL-6和SCC水平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APOC1、IL-6、SCC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并对血清不同表达水平患者发生宫颈癌的危险程度进行比较。结果 宫颈癌组血清APOC1、IL-6和SC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89.00（64.67,169.17）mg/L比46.84（27.78，64.15）mg/L、65.49（39.88,125.20）ng/L比34.04（22.28,55.35）ng/L、1.81（1.03,4.03）μg/L比1.01（0.76，1.50）μg/L］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6.130、5.096、4.779，均P<0.001）。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Ⅲ期患者血清APOC1与IL-6水平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低分化患者血清APOC1水平明显高于中高分化患者，鳞状细胞癌患者SCC水平高于腺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清APOC1、IL-6和SCC联合检测诊断宫颈癌的曲线下面积大于任何一项单独检测（0.900比0.809、0.757、0.741），三者联合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也分别大于单项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清APOC1、IL-6和SCC高水平患者发生宫颈癌的危险程度是低水平患者的9.76、5.94、3.92倍。结论 宫颈癌患者血清中APOC1、IL-6、SCC水平明显升高，血清水平对肿瘤分期、肿瘤类别和分化程度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APOC1、IL-6、SCC的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宫颈癌的诊断效能。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尽管它是一种可通过早期筛查和诊断有效预防的癌症，但准确诊断仍然面临挑战。本文综述了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病因及流行病学，并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在宫颈癌筛查领域的最新进展，旨在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全面的宫颈癌筛查技术进展，以促进早期发现和治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目的 探讨前后路联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CDH）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20年2月至2022年10月收治的CDH患者98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9例。观察组患者接受前后路联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对照组患者接受前路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比较2组临床疗效以及手术前后疼痛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NDI)评分、颈椎活动度。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57）。术后1个月，2组VAS、NDI评分均低于术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1.0±0.6）分比（1.2±0.7）分、（10.8±1.6）分比（13.1±1.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0.189、55.395，均P＜0.001）；2组颈椎左旋、右旋、前屈及后伸活动度均大于术前，且观察组左旋、右旋、前屈活动度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各有1例患者术后出现恶心，对症治疗后缓解。结论   前后路联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CDH，在患者症状及颈椎活动度方面优于前路低温等离子射频治疗，且安全性较好。

目的 观察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收集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在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121例晚期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行回顾性分析。依据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观察组(57例)和对照组(64例)，观察组接受同期放化疗并联合卡瑞利珠单抗进行免疫治疗，对照组只接受同期放化疗。比较2组病例的基线资料、治疗效果、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免疫功能水平和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年龄、体重指数、Karnofsky评分、原发病灶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52.6%（30/57）比28.1%（18/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566，P=0.006）。2组治疗后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鳞状上皮细胞癌相关抗原、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观察组CD+3、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均未发生Ⅲ级以上不良反应，观察组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异常、恶心、发热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余不良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同期放化疗能够提高晚期宫颈癌症患者在一定时期内的总有效率，改善其免疫功能。

目的 探讨颈部血管超声联合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CCS）在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SS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2019年6月至2021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86例SSS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别记录颈部血管超声检查锁骨下动脉狭窄程度、颈部血管超声和TCCS检查盗血分型及盗血途径的结果，并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结果对照。结果 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颈部血管超声与DSA评估锁骨下动脉狭窄程度的一致性良好（P＜0.001）。颈部血管超声检查显示颅外段椎动脉Ⅰ型盗血29例、Ⅱ型盗血33例、Ⅲ型盗血24例；TCCS检查显示颅内段椎动脉Ⅰ型盗血32例、Ⅱ型盗血34例、Ⅲ型盗血20例；DSA检查显示椎动脉Ⅰ型盗血0例、Ⅱ型盗血25例、Ⅲ型盗血24例。颈部血管超声联合TCCS检查显示健侧椎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86例，基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10例，患侧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12例；DSA检查显示健侧椎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49例，基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4例，患侧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者14例。结论 颈部血管超声联合TCCS在SSS患者的诊断中可以为临床提供较准确的信息，特别是在病变早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组织中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2A（CDKN2A）和B淋巴细胞诱导的成熟蛋白1（Blimp-1）表达及与病情进展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山西省儿童医院收治的接受宫颈锥切术治疗的 815 例HSIL患者，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进展组和非进展组。取手术切除的宫颈组织，检测CDKN2A mRNA、Blimp-1 mRNA表达。采用Pearson方法分析CDKN2A mRNA与Blimp-1 mRNA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SIL病情进展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CDKN2A mRNA、Blimp-1 mRNA诊断HSIL病情进展的价值。结果815例HSIL患者中97例（11.9%）在术后病理证实进展为宫颈癌，为进展组，其余718例（88.1%）为非进展组。进展组宫颈组织CDKN2A mRNA表达水平低于非进展组［（0.53±0.13）比（1.43±0.27）］，Blimp-1 mRNA表达水平高于非进展组［（2.65±0.71）比（1.27±0.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宫颈组织CDKN2A mRNA表达与Blimp-1 mRNA表达呈负相关（r=-0.650，P＜0.05）。人乳头瘤病毒16/18感染、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高表达Blimp-1 mRNA是HSIL病情进展为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均P＜0.05），高表达CDKN2A mRNA是保护因素（P＜0.05）。CDKN2A mRNA、Blimp-1 mRNA诊断HSIL病情进展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7、0.759，联合诊断曲线下面积为0.920，高于单独诊断（均P＜0.05）。结论 宫颈组织中CDKN2A mRNA低表达和Blimp-1 mRNA高表达是HSIL进展为宫颈癌的危险因素，联合CDKN2A mRNA、Blimp-1 mRNA可预测HSIL病情进展的风险。

宫颈肌瘤为特殊部位的子宫肌瘤，巨大的宫颈肌瘤罕见，临床处理难度较大，目前尚无统一诊疗规范。对于青年患者，需考虑保护生育功能，完全切除肌瘤的同时还要着眼于子宫形态及功能的恢复，完成宫腔、宫颈管及子宫成形术。本文报道1例34岁未孕女性因巨大宫颈黏膜下肌瘤（30 cm×20 cm×20 cm）行经腹子宫肌瘤切除术，通过阐述其诊治过程，探讨对于巨大宫颈肌瘤术前预处理的方式、保护子宫形态和功能手术预案的选择，提供对于青年女性复杂肌瘤的诊治思路。